特斯拉为何在中国“失宠”

艾莎2025年3月13日小米SU7超级电动汽车。曾经对特斯拉趋之若鹜的中国车主正日益转向本土品牌,这些品牌提供更高效、更高科技的汽车,有时价格只有特斯拉的一半。 Manaure Quintero/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中国是特斯拉在美国以外最重要的市场,多年来,它在那里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今年10月,32岁的刘洁(音)决定买一辆电动汽车,特斯拉是她的首选之一。但在试驾了几辆中国汽车后,她选择了小米的一款运动型轿车。小米是一家以生产智能手机、电水壶和扫地机而闻名的消费电子产品制造商。“小米更时尚,”刘洁上周在北京说。“特斯拉,对我来说,有点普通。到处都是特斯拉Model Y。”买主们说这只是就事论事。特斯拉仍被视为顶级品牌,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中国也很受尊敬。当他在上海出席该公司第一家海外工厂的开工仪式时,中国政府为他铺上了红毯。马斯克被誉引燃中国本土电动汽车行业的人。但现在,这个市场充满来自中国对手的血雨腥风。曾经对特斯拉趋之若鹜的中国车主正越来越多地转向本土品牌,这些本土品牌提供更高效、更科技的汽车,有时价格只有特斯拉的一半。特斯拉最大的竞争对手、电动汽车巨头比亚迪在今年前两个月售出了481318辆汽车,比去年同期增长了四分之三以上。特斯拉在今年头两个月售出了60480辆汽车,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4%。上个月,一辆特斯拉Model Y停在北京的一个配送中心。特斯拉在中国仍然被视为顶级品牌,但现在来自中国对手的竞争更加激烈。就在马斯克成为特朗普总统的助手、负责削减联邦开支的时候,特斯拉在中国的销量正大幅下降。由于投资者回避特斯拉股票,该公司在过去一个月损失了近三分之一的市值。在中国,比亚迪对特斯拉的威胁已经持续多年。过去三年中,比亚迪每年的汽车销量增加都在大约100万辆。比亚迪之所以受欢迎,部分原因在于它的汽车更便宜。地方政府有时会引导业务向比亚迪的方向发展,也起到了帮助作用。但房地产危机和消费经济普遍放缓打击了家庭,严重削弱了人们的购物欲望,使所有汽车制造商都举步维艰。情况变得如此糟糕,以至于政府在一年前开始为消费者提供旧车置换补贴。政府上周还增加了激励措施。国内企业可以从补贴中受益,但特斯拉也是如此。即使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对于买得起的人来说,豪华车仍然有市场。刘洁的预算约为29万元,她说,与她买的29.99万元的SU7 Max相比,特斯拉也是一个可负担的奢侈选项。尽管特斯拉提供五年期免息贷款,而小米不提供任何贷款。许多中国司机也愿意为自动驾驶等先进技术支付更高的价格,而特斯拉在这一领域一直落后,因为政府推迟了该公司类似或更好的技术的推出。但特斯拉面临着另一个问题:需求。中国所有汽车的销量都在放缓。2024年北京车展上展出的小米SU7的内部。这跟旨在用电动汽车取代高油耗汽车的政策有一定关系。在上海和北京等城市,车主可以以旧车换新车,并获得1.5万元的补贴。在一些特斯拉经销店,员工们在墙上贴满了被买家换下的汽车照片——从保时捷到梅赛德斯,甚至偶尔还有中国车。但是以旧换新通常是一次性的。许多经销商觉得卖车越来越难了。“两年前还可以,但现在市场已经饱和了,”上海一汽大众经销店的销售人员陈家明(音)说。这家经销店是大众集团与国有的一汽集团合作经营的。陈家明在“新能源汽车区”工作,它位于上海中山公园附近一个购物中心的地下室,该中心在三年前由一个美食广场改造而成,当时正值电动汽车在中国兴起。最近一个工作日,商场地下室的十几个经销商中有些已经离开,里面的灯是熄灭的。一排抓娃娃机照亮了另一片空地。陈家明说,为了不让一汽大众经销店关门,商场给了它七个月的免租金待遇。“我认为特斯拉在中国的竞争力最多只能持续两三年,”拥有一辆比亚迪的陈家明说。他还说,与本土竞争对手相比,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技术已不再领先。2023年,中国苏州的比亚迪展厅。该公司是特斯拉最大的竞争对手。经过多年游说,特斯拉终于在上月被允许向中国司机提供其自动驾驶技术的一个版本。该功能比美国的特斯拉司机可以使用的全自动驾驶功能低一个级别。在中国,想获得必要软件升级的司机必须额外支付6.4万元。在附近的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极狐汽车经销店工作的夏丽芳(音)表示,年轻的买家更喜欢中国品牌。她说,特斯拉和比亚迪仍然是中国最受信任的品牌,但90后和00后更愿意尝试新品牌。“我们的车比特斯拉好看,”夏丽芳笑着说。她还说:“买一辆特斯拉的钱可以买两辆我们的车。”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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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后,中国的新冠疫情阴影仍未散去

王月眉2025年3月13日梦花街,摄于周日。这里的居民区大多已人去楼空。 Qilai Sh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在上海,2022年因为新冠疫情封城的痕迹已经一点一点地从付爱英(音)的炒菜馆周围消失了。臭鸡蛋的味道早就没有了,当时她被强行带走送去隔离,甚至来不及把食物冷藏储存。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值守的检测亭也已经拆除。就连她的邻居们也都搬走了,这是一个有上百年历史的街区,当时是上海感染最严重的地方。很快,就连这个社区也将不复存在:官方已经将这里列入了拆迁计划,称这里狭窄拥挤的房屋曾经助长病毒的传播。在一排门口贴着警示标志、昏暗的门脸中间,付爱英的餐馆是仍开门营业的几个商家之一。然而,那些用木板封住的窗户难掩那段时期给人们留下的情感创伤。当时,长达数月的封城让2600万人饱受磨难。一些曾为自己生活在中国最富裕的城市而自豪的居民发现自己竟然买不到食物和药品。他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拉去隔离,被迫与尚未成年的子女分离。梦花街是上海有着百年历史的老街区。官方已经将这里列入了拆迁计划,称这里狭窄拥挤的房屋当时助长了病毒的传播。付爱英在一处大型隔离中心关了39天,完全不知道自己何时能出去。当她最终离开隔离点、回到仍处于封锁状态的城市后,由于家里食物不够,她不得不偷偷溜进自己的餐馆去拿米和油。她觉得自己的一部分已经永远地变麻木了。“从我这个方舱我都没脾气了,也没性格了,”58岁的付爱英噙着眼泪说。也许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被这次疫情深刻地改变,五年前,疫情在中部城市武汉暴发。此后三年里,中国政府封锁国境的时间比其他任何地方都长。在最后一年,也就是2022年,中国政府宣布采取极为严厉的“清零”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类似上海的封锁措施。即使世界其他国家决定重新开放、与病毒共存后,中国官员仍坚持实施这些限制。几年时间过去了,那段经历留下的阴影依旧挥之不去。在上海另一个有着被封锁时间最长(长达91天)这一“殊荣”的社区,一位女士说,当时物资匮乏,她不得不花80元买一颗卷心菜。现在,她总要囤积至少够吃一周的食品杂货。30多岁的大学辅导员严蓓蓓(音)曾计划在上海郊区买房,因为那里的房价会更便宜一点。但是在封城期间,邻居帮她搞到了食物。现在,她想住在自己信任的人附近,即使这意味买房的计划要延后。她说:“你还是会发现哪个地方更安全。”疫情期间,政府在全国都扩大了监控范围,以追踪居民的动向。在疫情发生之前,许多中国人可能会觉得共产党的控制措施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认为那是为了换取国家巨大的经济成果而值得付出的代价。但疫情期间的封锁举动清楚地表明,共产党愿意牺牲这些成果,牺牲更广泛意义上的人民安全,只因为习近平的独断专行。根据不完整的预算报告,仅在2022年,地方政府在核酸检测、疫苗接种、医护人员的酬劳以及其他相关费用上的开支就高达数千亿元。一些地区的财政状况至今仍未恢复,一些地区延迟支付公务员的薪酬或削减退休人员的福利。有的医院破产倒闭。普通民众也对消费持谨慎态度。由于封锁措施迫使企业和工厂停工,许多人坐吃山空,积蓄不断减少。即使在大城市的市中心,空荡荡的店面也随处可见。付爱英说,她现在的生意只有疫情前的一半。尽管如此,付爱英并不想总回忆起那段日子。“想想都真难受。别提了,”她说。2022年街头爆发抗议期间,警方在上海乌鲁木齐路等地区部署了大量警力。沉默可能是某些民众的应对之道。但这也是中国政府严加执行的结果。这些限制措施有时会引发公众的强烈愤怒,包括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中国政府一直努力压制任何有关防疫措施的讨论,更不用说对这些举措进行反思了。有关疫情封锁的艺术展览已被关停。即便在今天,许多社交媒体用户仍会用诸如“口罩时期”之类的代号来规避审查。而且,中国政府也未取消当时所推行的大部分扩大化的监控措施。当时它要求各地方雇佣更多在疫情期间负责追踪居民行动轨迹的社区工作人员,以加强对公众情绪的监测。在上海的乌鲁木齐路——2022年,这里曾发生了一些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一辆警车仍然停在一个繁忙的路口,附近是时髦的精品店和餐馆。这些商家的一些工作人员以话题敏感为由不愿讨论疫情。曾发生过抗议活动的乌鲁木齐路一带至今仍有警车在密切监视。这些抗议活动由对疫情限制措施的愤怒引发,是中国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但沉默不等于遗忘。许多中国人对这些限制措施看起来颇为随意的实施方式以及政府在2022年12月突然放开的决定深感震惊。政府在放开之前没有做好药品储备工作,也没有提前告知医护人员,随着感染人数激增,医院不堪重负。57岁的财务人员卡罗尔·丁(音)的母亲在那波疫情中感染了。她想方设法给母亲在医院弄到了一张病床——许多患者不是睡在走廊上就是被拒绝收治,但那家医院也没有足够的药品。她的母亲后来去世了。“你有这点力气去封控,那你就应该有这点力气去(准备)药物,”丁女士说。她还说,时间并没有减轻她内心的痛苦。“我觉得起码要10年再能算能够就是消除,就是淡化这些东西,”她说。上海的一家医院,摄于2023年1月。2022年12月中国突然解除疫情防控措施后,新冠病毒迅速传播,许多医院都像这样样因患者激增不堪重负。对于漫不经心的旁观者来说,疫情带来的余波可能不会立刻显现出来。在上海光彩夺目的外滩,游客又纷至沓来。时髦的咖啡馆和卖小笼包的馆子又出现了排队的人群。然而,热闹的表象之下是经济的困境。由于薪水好的工作很难找,越来越多的人转向零工经济。但随着相关从业者增加,他们的收入已经在下降了。而且,随着人们谨慎开支,大家为了越来越少的收入而拼命竞争。在上海一个工薪阶层社区,陆永杰(音)经营着一个快递点。他说,快递公司以前每个包裹给他一块五,现在只有一块钱了。不过,他只能接受较低的价格:“你不做他们也能做。”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治愈中国的新冠后遗症,那可能正是曾经推动这个国家在疫情之前崛起的东西:普通人身上的坚韧和抱负,40岁的餐馆老板马可·马(音)就是这样的人之一。上海的一个购物中心外,当年的核酸检测亭改造成了卖彩票的地方。他本来经营着六家韩式街头小吃店,疫情以来已经关闭了四家。他上四年级的儿子本来是班上的尖子生,现在却难以集中注意力,马先生认为,这是因为长时间上网课导致的。他一直期待着新的一年会更好,但实际上,生意却每况愈下。即便如此,“希望25年然后给我一个契机,什么一会儿一个新闻,或者一个一会儿一个什么,给自己打气,没办法,你必须要活着,”他说。Siyi Zhao对本文有研究贡献。王月眉(Vivian Wang)是《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常驻北京,撰写关于中国的崛起及雄心如何塑造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报道。点击查看更多关于她的信息。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点击查看本文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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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大灾难正在发生

托马斯·弗里德曼2025年3月13日 Damon Winter/The New York Times如果你对特朗普总统在乌克兰问题、关税、芯片或其他诸多问题上反复无常的策略感到困惑,那不是你的问题。是他的。你所看到的这位总统,竞选第二任期是为了逃避刑事诉讼而,并报复那些他无端指责在2020年大选中“窃取”了选票的人。他从未有条理地论述过当今世界的重大趋势,以及如何让美国顺应这一趋势,从而在21世纪蓬勃发展。他参选的初衷可不是这个。赢得大选后,特朗普立刻重拾他旧有的执念和怨恨——包括对关税、普京、泽连斯基以及加拿大等等。他组建的政府充斥着数量惊人的极端意识形态分子,这些人符合一个首要且唯一的标准:始终把对特朗普及其突发奇想的忠诚置于对宪法、美国外交政策传统价值观或基本经济法则的忠诚之上。结果就是你如今所看到的:时而实施时而取消的关税、时而支持时而中断对乌克兰的援助、时而削减时而恢复国内外政府部门和项目开支,各种相互矛盾的指令层出不穷。而内阁部长和幕僚们之所以会执行这些指令,是因为他们都心怀恐惧,担心一旦偏离了我们这位“敬爱的领袖”在社交媒体上刚刚发布的任何政策路线,就会遭到埃隆·马斯克或特朗普发推指责。各位,这样的状况持续四年是行不通的。我们的市场会因不确定性而陷入崩溃,我们的企业家会精神崩溃,我们的制造商也会精神崩溃,我们国内外的投资者都会精神崩溃,我们的盟友会精神崩溃,而且我们还会让世界其他国家也陷入精神崩溃。当美国总统在短时间内先是威胁乌克兰,接着威胁俄罗斯,然后又撤回对俄罗斯的威胁,威胁要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征收高额关税,随后又再次推迟征收,对中国大幅提高关税,还威胁要对欧洲和加拿大加征更多关税时,你就无法管理好一个国家,无法成为美国的盟友,无法经营好一家企业,也无法成为美国的长期贸易伙伴。我们最亲密盟友的高层官员私下表示,他们担心我们不仅变得不稳定,甚至实际上正在成为他们的敌人。唯一受到温柔对待的人是普京,而美国的传统盟友们都感到震惊不已。但在特朗普所有的弥天大谎中,这是最大的一个:他声称自己接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经济,所以才不得不采取这些举措。简直是无稽之谈。乔·拜登确实犯了不少错误,但在明智的美联储的帮助下,美国经济在他的任期结束时实际上状况相当不错,并且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美国绝对不需要全球关税休克疗法。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相对健康,油价处于低位,失业率仅在4%左右,消费者支出在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约为2%。我们确实需要解决与中国的贸易失衡问题——在这一点上特朗普一直是正确的——但这实际上是唯一紧迫的议程。而且我们本可以有针对性地对中国提高关税,并协调我们的盟友采取同样的行动,这才是促使中国做出改变的正确方式。现在,经济学家们担心,特朗普给经济注入的这种巨大不确定性可能会因为一些错误的原因而导致利率下降——因为太多的投资者因不确定性而降低了国内外的经济增长预期。或者我们可能会面临更糟糕的情况:经济增长停滞和通货膨胀(由众多关税引发)并存,也就是所谓的滞胀。但特朗普引发的这种不确定性并非爷爷奶奶辈的那种周期性的经济不确定性。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不确定性,来自你眼睁睁看着一个80年来自己所熟知的世界,被世上最强大的人物——一个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且身边围绕着一群唯唯诺诺之辈的人——所瓦解。自1945年以来,世界经历了一段非凡的经济增长时期,并且没有发生过大国之间的战争。当然,它并非十全十美,也有许多动荡不安的年份,还有一些国家发展滞后。但从世界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这80年对很多地方的很多人来说,都是相当和平与繁荣的。而世界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局面,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美国的地位。1961年1月20日,约翰·F·肯尼迪在就职演说中的两句话很好地总结了当时的美国:“让每一个国家都知道,无论它对我们怀有善意还是恶意,为确保自由的存在与胜利,我们将付出一切代价,背负一切重担,应对一切艰难,支持一切朋友,反抗一切敌人。”还有:“所以,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什么。全世界的公民们,不要问美国将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我们共同能为人类的自由做些什么。”特朗普和他那空洞无物的副总统JD·万斯,完全颠倒了肯尼迪的号召。特朗普-万斯版本是这样的:让每一个国家都知道,无论它对我们怀有善意还是恶意,如今的美国不会付出任何代价,不会背负任何重担,不会应对任何艰难,而且为了确保特朗普政府的政治存续,它会抛弃任何朋友,向任何敌人献媚——哪怕这意味着只要对我们有利或方便,就可以在任何地方放弃自由。所以,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特朗普总统做些什么。全世界的公民们,不要问美国将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准备好为让美国保护你们免受俄罗斯或中国的威胁而付出多少代价。像美国这样至关重要的国家——自1945年以来一直通过北约、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发挥着关键的稳定作用,并且确实比其他国家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以做大蛋糕,而我们因为份额最大从中受益最多——当这样一个国家突然背离其角色,成为这个体系的掠夺者时,大家可要当心了。如果说特朗普有什么可以辨识且始终如一的外交政策理念的话,那也是他从未在竞选时宣扬过的、而且在历史上也绝无仅有的理念。以色列《新消息报》的专栏作家纳胡姆·巴内亚近日对我说:“特朗普是一个孤立主义-帝国主义者。”他想要得到帝国主义的所有好处,包括他国的领土和矿产资源,却不想派遣任何美国军队,也不想支付任何补偿。我不会把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理念称为“遏制”或“接触”,而会称之为“打砸抢”。特朗普一心想成为地缘政治上的小偷。他想把格陵兰岛、巴拿马、加拿大和加沙地带都据为己有——就像把它们从货架上取下来一样,不付出任何代价——然后跑回他在美国的“安全庇护所”。我们“二战”后的盟友们从未见过这样的美国。如果特朗普想让美国来个180度大转弯,他就应该基于合理的经济学理论制定出一套连贯的计划,并且组建一个由最优秀、最杰出的人才组成的团队,而不是那些最会谄媚且极端右翼的人。他还应该向我们解释清楚,将那些让国家在不同政府更迭期间都能正常运转的关键机构(无论是司法部还是国税局)的专业人员清除出去,然后任命一些极端意识形态分子担任关键职位,到底对国家有什么好处,而不仅仅是对他自己有好处。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他应该让每一个美国人,无论其所属党派,看到最基本的为人的体面。任何一位总统想要在这样的激进转变中取得哪怕是一点成功,或者即使是较小幅度的转变,唯一的办法就是向他的反对者伸出橄榄枝,至少要尽可能地争取他们的支持。我理解,他们很愤怒。但特朗普是总统,他应该比他们更大度。唉,可特朗普不是这样的人。利昂·维泽尔蒂尔曾评价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话在特朗普身上更是加倍适用:他是一个如此渺小的人,却身处如此重大的时代。如果说与肯尼迪就职演说的对比是如今最让我沮丧的事情,那么林肯1838年1月在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青年男子学园的演讲则最让我难以忘怀——尤其是他的警告:唯一能够摧毁我们的力量就是我们自己,通过滥用我们最珍视的制度,以及相互伤害。“那么,危险何时会降临呢?”林肯问道,“我的答案是,如果危险真的降临到我们头上,那它一定是从我们内部产生的。它不可能来自国外。如果我们注定要灭亡,那我们自己必然是罪魁祸首和终结者。作为一个自由的民族,我们要么永远生存下去,要么自取灭亡。”但凡稍有知觉的人,都会时时念起这番话。托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是外交事务方面的专栏作者。他1981年加入时报,曾三次获得普利策奖。他著有七本书,包括赢得国家图书奖的《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From Beiru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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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克的中国“高光时刻”:开进中南海的特斯拉

马语琴2025年3月14日停在北京中南海里的特斯拉,中南海是中国领导人的办公重地,摄于2019年。 Pool photo by Mark Schiefelbein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在白宫前叫卖特斯拉的场景,让人想起了几年前在北京的中国政府重要办公场所出现的一个类似场景,当时也有中国高层领导人与埃隆·马斯克一起查看该公司一辆电动汽车的照片。2019年1月,中国当时的二号官员李克强在紫光阁接见了马斯克,紫光阁是中共高层在他们的办公地点中南海接见外国政要的地方。发布在中国政府网站上的照片显示,李克强从车窗外仔细端详着一辆特斯拉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露出赞许的眼光。据中国官媒CGTN的英语报道,李克强在接见马斯克时说,希望特斯拉“成为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推动者”,还提出送给这名亿万富翁“中国绿卡”。那次接见是当时的中国对于特斯拉的未来何以至关重要的象征。马斯克在上海建的特斯拉工厂刚破土动工,中国政府给予了异常优惠的条件,特斯拉上海工厂现已成为公司在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中心。中国政府为特斯拉建厂提供了低息贷款,改革了限制外资所有权的规定,让它无需当地合作伙伴就能在中国开展业务,并批准了特斯拉想得到的有关汽车排放标准的改革。那是特斯拉第二次在中南海出现。一年前,马斯克曾发过一张他站在停在紫光阁外的特斯拉前的照片。他刚与中国当时的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见了面。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他们“对历史、哲学,以及运气进行了一次极为有趣的讨论”。如今,特斯拉在中国和美国都面临困难:中国国内的激烈竞争已导致特斯拉销量暴跌,马斯克在美国的政治活动已引发了针对特斯拉经销店和充电站的抗议活动和暴力事件。不过,在北京和华盛顿的特斯拉车展中至少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马斯克穿着T恤衫、戴着棒球帽现身白宫。他去中南海见中国领导人时穿着西装。 Joy Dong对本文有研究贡献。马语琴(Mara Hvistendahl)是《纽约时报》调查记者,主要报道亚洲。点击查看更多关于她的信息。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点击查看本文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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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拒绝排除经济衰退可能性,华尔街遭遇今年最大跌幅

DANIELLE KAYE, ESHE NELSON, JOE RENNISON2025年3月11日 The New York Times周一,华尔街遭遇了今年以来最大幅度的下跌。就在前一天,特朗普总统拒绝排除其政策可能引发经济衰退的可能性,这引发了人们对经济的担忧,正是这种担忧推动了此次股市的下跌。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7%,这是已持续三周的抛售行情中最大的单日跌幅。该指数目前较上月创下的纪录低了约9%,接近“修正”,这是一个华尔街术语,指从近期高点下跌10%或更多。过去几周,特朗普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这几个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威胁、征收、暂停和恢复关税。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包括一些汽车制造商和能源产品在最后一刻获得豁免,令投资者感到不安。巴恩森集团首席投资官戴维·巴恩森表示:“市场波动与关税的坏消息关系不大,更多的是与关税的不确定性相关,尤其是政策内容、政策走向、政策持续时间以及最终结果方面的不确定性。”在周日播出的福克斯新闻采访中,主持人玛丽亚·巴蒂罗姆询问特朗普“对经济放缓的担忧日益加剧”问题。他将接下来的时间描述为“一段过渡期”,并没有排除他的政策会导致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当被问及企业何时可能对反反复复的关税政策产生清晰认识的时候,特朗普的回应暗示,可能会有更多的关税出台。“我们可能会提高一些关税。这要看情况。我们可能会提高。我认为我们不会减少,也可能提高,”他说。“它们已经足够清晰了。”周一,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报复性关税生效。周三,特朗普政府将对所有进口钢铝征收25%的关税。特朗普还威胁要在下个月对所有美国进口商品征收“对等关税”,与其他国家的关税和贸易政策相匹配。白宫发言人库什·德赛周一在声明中表示:“自特朗普总统当选以来,行业领袖们以数万亿美元的投资承诺回应了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优先经济议程,包括关税、放松监管和释放美国能源,这些承诺将创造成千上万新的就业机会。特朗普总统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实现了历史性的就业、工资和投资增长,并有望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再次实现这样的目标。”标普500指数现在已经抹去了选举日之后的所有涨幅。纳斯达克受到的冲击更大,受人工智能热情推动的大型科技股涨势逆转。该指数上周进入修正期,周一进一步下跌4%。“现在科技股没有支撑,”蓝筹每日趋势报告的首席技术策略师拉里·坦塔雷利说。许多科技公司已经发展得如此庞大,以至于它们的股票走势对大盘具有超乎寻常的影响力。周一,几家最大的公司股价大幅下跌:特斯拉股价暴跌超过15%,延续了该公司的连跌趋势,此前该公司的销量不断下降,投资者担心它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因自己在特朗普政府中的角色而分心。“字母表”公司、苹果和英伟达的跌幅均超过4%。欧洲和亚洲股市也面临压力,但与华尔街相比,它们的跌幅相对较小。追踪欧元区最大上市公司的指数上周跌了1.3%,创下历史新高。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9%。寻求避险的投资者继续选择相对安全的债券,推动10年期美国公债收益率降至4.22%;债券价格与收益率呈反向变动。股市下跌和利率下降的结合通常被视为经济不安的信号。油价也在下跌,这是人们对整体经济感到担忧的另一个信号。这些担忧也反映在交易员的押注上,他们认为美联储将恢复降息,根据C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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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贸易战的最大输家

KAREN KARNIOL-TAMBOUR2025年3月11日 María Jesús Contreras几十年来,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和欧洲国家)生产的产品远远超出消费需求,这些国家向美国出售商品,换取越来越多的美元。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美国的消费远远超过了自身的生产,以持续的贸易逆差的形式来填补两者的差异,并通过举债为这些逆差融资,而中国和欧洲的投资者乐于购买这些债务。特朗普总统不愿接受这种状况。他的政府加快了向我和我在投资管理公司桥水的同事所称的现代重商主义的转变:认为贸易逆差对国家财富和实力构成了威胁。特朗普和他的许多支持者都认为持续的贸易赤字使美国对其他经济体产生了危险的依赖,这不仅危及国家安全,还破坏了中产阶级稳定的就业机会。这就是他征收关税、采取其他引人关注的政策的主要原因。尽管现代重商主义政策旨在对抗美国所有的竞争对手,但它们对欧洲的经济引擎构成了尤为严峻的威胁。如果美国不愿继续维持巨额贸易逆差,那就意味着可供其他国家和地区生产多于消费的“蛋糕”正在缩小。不过,这一挑战最终可能会促使欧洲走向迫切需要的变革和经济振兴。在特朗普最近就乌克兰问题采取的行动和发表的言论之后,欧洲突然意识到,它不能再依赖美国来保障安全;它也需要认识到,同样不能把经济稳定寄托在美国身上。美国在这场贸易冲突中有优势,恰恰是因为它目前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它需要征收关税的进口商品多于出口商品,而且如果美国企业通过增加国内投资并将供应链带回国内,美国将获得更多收益。这与美国在大萧条时期贸易战中的处境截然相反,那场贸易战始于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当时美国是贸易顺差国,所以更容易受到关税和保护主义措施的冲击。随着关税不断提高,每个对美贸易顺差的国家都会发现,向美国出口变得越来越难,但欧洲国家受到的损失最大,因为它们最重要的产业恰恰是中国已建立最大优势的产业。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奉行现代重商主义,多年来一直利用政府工具来补贴它认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产业,并在此过程中承受巨大损失。有时,它支持的生产远远高于市场需求水平。经过几十年政府支持的技术进步,中国在众多领域都成为了强有力的竞争者:汽车、先进工业机械、电气设备和电器等;更不用说人工智能等中国政策制定者极为重视的领域了。因此,中国企业完全有能力争夺现存的贸易顺差“蛋糕”最大的一块。另一方面,欧洲将发现自己越来越受到挤压,因为美国不愿意吸收它生产的产品,而中国在欧洲以及任何仍然对出口开放的较小国家与欧洲展开竞争。欧洲的汽车行业已经感受到了这种挤压。外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已经颠覆了这个市场,尤其是特斯拉以及比亚迪等中国车企。在实现盈利之前,这两家企业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政府产业政策的支持。然而,欧洲各国政府却始终在犹豫是否走同样的路,向私营企业注入公共资金;他们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一方面希望保护本国汽车制造商免受中国车企的竞争,另一方面又担心如果中国以保护主义措施进行回应,欧洲将失去中国市场。欧洲汽车工业面临着生存威胁;投资者对这些企业的看法非常悲观,甚至认为它们可能会输掉生存之战。如果股价继续下行,那么淘汰如此重要的产业所带来的经济痛苦将扩大到经济的其他领域,从而加大对欧洲领导人采取保护主义和竞争性产业政策的压力。虽然保护这些传统产业的压力会很大,但如果在同一时间,欧洲不能首先解决使其经济如此脆弱的原因(生产力增长缓慢和创新能力不足),那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中国通过(部分得到政府支持的)技术颠覆将自己打造成了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强国,而美国在过去十年中的技术创新和生产率增长则远超欧洲。比如,加利福尼亚州诞生了全球超过四分之一的“独角兽”企业(即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新兴企业),而经济规模与之大致相当的德国只有2%。欧洲之所以落后于美国,是因为其监管体系(尤其是在科技领域)混乱、重复监管,而且劳动力市场僵化,企业很难雇用和解雇员工。这些问题是众所周知的。2024年,由意大利前总理马里奥·德拉吉牵头,欧盟发布了一份令人警醒的竞争力报告,该报告毫不留情地指出了问题所在,并提出了有力的变革建议。报告中的一些建议,例如在技术和国防等领域进行近9000亿美元的公共投资,可能会带来变革,解决欧洲生产力和创新方面面临的一些最严重障碍。到目前为止,欧洲的决策者在落实德拉吉报告的建议方面进展缓慢,尽管人们普遍呼吁要尽快采取行动。欧洲大陆的安全危机或许最终会促使人们采取行动。德国已经迈出了关键一步,放弃了对财政政策的自我限制,以便在国防领域进行有意义的投资。问题在于,欧洲是否会借此机会更广泛地进行经济转型,以及欧洲的领导人是否会意识到,他们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Karen Karniol-Tambour是投资管理公司桥水基金 的联席首席投资官。翻译:杜然点击查看本文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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